从8个视角看“生活教育”理论的特性

作者:北京市教育   发布时间:2018-08-15 15:37   来源:未知
从8个视角看“生活教育”理论的特性

 

今年是陶行知先生提出“生活教育理论”100周年,创建生活教育社80周年纪念之年,陶行知先生被毛泽东称之为“人民教育家”,他“创造了中国大众教育的奇迹”,这个奇迹可以为世界各地学习借鉴。今时,编辑部整理了姚文忠教授谈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的部分讲话内容,分享给大家。

从8个视角看“生活教育”理论的特性

陶行知以一生的努力奋斗、创新实践创建了世所公认的伟大教育,这就是生活教育。学界清楚,生活教育及其理论,不能包含陶行知的全部思想,尤其是他的丰富实践经验。继续深入研究生活教育仍然非常必要和紧要。

生活教育包括深广的范畴内容,其中为大家熟悉的三大组成部分,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是生活教育的课程论;生活教育的依归、出发点或者基点是关于“人(大众)”及其教育;“政富教合一”是总框架;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哲学、王阳明的“良知说”和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在陶行知接近中国共产党后,马克思主义日渐植入他的思想实践;生活教育的直接实践基地有以晓庄师范、晓庄小学、育才学校、新安旅行团、百侯中学为代表的几十个教育实体;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平民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是生活教育的阶段形式;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救国会等是其事业形成和传播的社会途径;陶行知在26个国家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情势,呼吁世界声援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时,也于这些国家传播了生活教育,如印度;其理论成果汇总于《陶行知全集》共12卷,等等。陶行知及其同事、学生、友好和慕名者都参与了生活教育的创造。刘季平等共产党人是晓庄师范里最活跃的一群,延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生活教育分社。杜威等指出,陶行知创造了“中国大众教育的奇迹”,而这个奇迹可以为世界各地学习借鉴。

80年代对陶行知的研究,肯定他的思想具有人民性、实践性和人文性三大特点[ 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课题成果《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109页]。现在看来,有更多的特性跃入人们的眼帘,真正是越学陶师陶研陶,越不可已矣。

以现在的认知,生活教育的特性可以从八个方面观察:

一、本土化。做学问必须担本国责任,通本国渊源,具本国气质。一种思想理论反映本国学术渊源,运用本国学术经验就具备了本土化品质。生活教育理论是中国自己的教育理论。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理论的实践和传播及至延安和全国各地,直接受益和受影响的一亿人,为中国教育探寻到曙光,奠定了雄厚的人力和经验基础。

陶行知出身贫寒,几经磨难,靠自己的努力和伯乐们的帮助学成,备受中外教育界敬重。陶行知对明代大儒和心学创始人王阳明良知说的研究,被认为是中国教育界最透的一位。从美国学政治和教育归国,陶行知于南京高师、金陵大学任教务主任和教授。他运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十年,试图改进中国教育,发现不能治病,不能解决问题,遂到乡村办晓庄师范等,才取得巨大成功。陶行知的教育研究和实践是一种新范式,中国实践哲学范式。根据对实践的总结反思,陶行知对王阳明和杜威学说的基本理念加以“颠倒”,创造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教育。陶行知所做,是决绝的实学哲学实践。借用王阳明的概念喻之,即“事上磨”;借儒学传统就是“经世致用”。

陶行知说明了为什么不能搬用“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因为当时学校实行的是伪教育,教的是伪知识,搞的伪考试,不能使中国教育崛起从而帮助中华民族崛起。为什么不能主张“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部分道理也与此有密切关系。“颠倒”过后的做法被证明是可行的。连接到知识学习方面,陶行知强调真知,即“亲知”“闻知”“说知”。学知识必须通过“劳力上劳心”才能“安根”,也即必须“教学做合一”或“知行合一”,一派中国论述,一种乡土气息。这一理论刚刚投入实践,就引发自国内外的参访热。比如,川黔滇教育闻人,不顾交通不便,多批次到晓庄学习,继而仿照实行,何等壮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国人对起步的生活教育的认同,反映出其吸引力、说服力的伟大,反映出其为本土理论的实质和亲近样态。

单以陶行知所发明的小先生制及其推广一项,就在解决教师奇缺上带来巨大收益,对解放妇女和推动课程实施上产生了实效。这是根据中国特殊国情,所找到的中国式解决方案。中国共产党发现,陶行知教育思想与自己的主张十分相近,遂在边区成立了生活教育分社。所以,生活教育符合中国国情和教情。

当前,一些学者积极向一线教师推荐杜威理论。而杜威等学者在为陶行知逝世所发的唁电中写道:“我们后死者必定永远纪念他,并贯彻他的事业”。舍近求远,不谙学问的真实意义,恣意引进国外理论而不事验证和辨析,对这种学风需要警觉。这是当下需要特别强调陶行知思想本土性的理由之一。

二、人民性。治学必须“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一种思想理论的服务对象和依归宗旨是人民群众,就具备了人民性。中国人民,包括他们品格和具体生活境遇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端和精进的首要因素。生活教育的宗旨是中华崛起和中国教育的崛起,其抓手和着力点则是使人民受教育,使之脱愚、脱贫、脱弱,因此,要“爱满天下”“教育为公”。离开人民现实需要和现状,离开对人民及其个体(儿童)的解放去谈生活和社会,教育和学校,就是脱离人民群众的花拳绣腿甚至砒霜。

陶行知主张普及全面教育和平民教育,人民性特别鲜明。目的在提升民众的自主意识和能力,以造富、均富、用富、知富;达成共有、共治、共享。这些活动先在城市开展,1926年后发展至乡村并进行专门的研究实践。其理性和实践操作点是实现中国农民翻身,把农村变为天堂,让农民住进乐园,获得幸福。要做成这件事,关键在办事者,陶行知要求农村工作者为农民“烧心香”,必须要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 《陶行知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7-88页]。陶行知思想的人民性充分体现在这类节点上。他在晓庄等地推行乡村建设,发展乡村自治,建设乡村经济组织,开展公共事业,创办中心茶园、医院、救火会、禁烟等就抓住了人民最切近的需要,并因此促成教育事业及其落地生根,惠及村民和孩子。

能否办成人民所需要的事,必须弄清楚人民的意识水平和可行性。想办事,办不成,侈谈空话是缺乏人民性的表现。在农民革命运动尚未起来时,晓庄举办新学初期,村民并不认同,向他们借用庙宇做教室特别不易。在了解村民不愿得罪菩萨,转而用心保留菩萨,才把新学兴建成功。这些活动所显示出的根据农村实际,顺应大众习俗,受到农民欢迎爱戴的事实证明了陶行知思想的人民性。

陶行知在乡村的教育活动最具大公无私的品格,具备着最高尚的为民义利观,即“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在晓庄,一位村民的孩子被黑恶势力绑架,且交了赎金还被撕票。陶行知愤而向冯玉祥借枪支组织群众自卫。理智和激越的情感是生活教育人民性的光彩写照。

陶行知在席卷中国的、有官民参与的乡村建设中,最有眼光和深意,最受乡民的爱戴;使农村青少年儿童参与乡村建设,则是陶行知突出的特点。在乡村里,只要发生无法解决的矛盾,陶行知一出场,就能够化险为夷,俨然一位群众领袖。陶行知所为是真正的人民事业,真正的人民运动。杜威、孟禄、克伯屈等在中国参访和讲学的时间不短,他们亲眼看到中国的国情和陶行知们的努力,由衷称赞陶行知“于中国大众教育建设的功勋是无与伦比的。”

培植人民性是各种教育最首要的任务,这就是使所培养的人能够以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己任。在农村学校撤并、在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被轻视的现象里,普遍存在决策和办事者人民性不足或者匮乏的问题。

三、实践性。意指为民办事“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检验标准”“与时代俱进”。一种思想理论紧贴着实践演进发展,且能够通过实践的严格检验,所表现出的就是实践性。实践性能够使思想理论永葆常青。

陶行知的教育主张是因为实际生活出现相关矛盾而磨出的,及至回到实践中去运用,在运用中碰到新矛盾和生出新见解又改进调整。办晓庄师范并不一帆风顺,其间因时而作不断改变才取得成功。生活教育的名称有几次更动,即普及教育、平民教育等。所以改变是要反映情势,突出应时内容,增强号召力。这充分反映出陶行知在中国实学传统方面的修为,富于实践哲学,深悟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和知晓特点。

心学泰斗王阳明先习儒学,继而反省,再“事上磨”,以获得良知“内圣”,然后“外王”,这就是“先要脑袋里装满了学问,方可以行动”[ 《陶行知全集》第3卷,成都:上差距也曾表示,1991年,第525页]。但陶行知认为这一理念不通,改作“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一改,惊世骇俗,为什么要改?因为,如前所述,留学所获,用于中国没有发生预期效力,处处碰壁,醒悟到“知是行之始”不能在运用时发力,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发现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方向才明,道路才直,问题才能得解。这种体验铸就陶行知意志坚定。他办学的资源条件“一穷二白”。朋友劝他仍然回去当教授,衣食不愁又有地位。陶行知回答,自己是“抱着爱人游泳”,感觉好极。

陶行知首创“教学做合一”,课程实施就是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以获得真知,否则只能学得伪知识。读解他对于墨子学习思想的运用,所谓“三知”符合认识论。亲知是以后学习得以安根的条件,基础是做;复能闻知,学到间接经验;再能够说知,产生个人的见解。学习者为了亲知,必须像飞出笼子的鸟儿。书必须要读,但是,“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 方明编《陶行知教育名篇》,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陶行知把读书与用书结合起来,强调用书,要求“在劳力上劳心”,把实践摆在基础位置上。

有一种建议,把“教学做合一”选作课改和教改的理论指南怎样?这也是一种范式改变,现在教育上面临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如当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产生的推动。

广泛开展学陶逾40年,实践表明,学陶仅仅陷于生活教育三大组成部分不够,如在集体中学习做人,做真人;在集体中学习做事。对于这个基本原理,必须独立出来研究学习。“社会即学校”不能替代集体教育,诚如马卡连柯所说:“风格和格调……是集体教育中一个最主要的部分”[ 崔录 镜流主编《20世纪世界教育事典——名人名著100篇》,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页]。风格和格调有办学者的重要独特性,与一般社会的混沌现象不一样。集体显然是特别要紧的概念,是做的条件,是做的前提和保证,也是做的目的。抽去集体而谈“教学做合一”,是撇开教育的中心,差不多导致无人的教育,与陶行知思想里的预想和实际行为不对劲。

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提出张扬学生个性,教育个性化,学生中心论,等等。这些论说严重削弱了集体主义教育,成为媒体的痼疾状元和学霸等,学习经验不愿意与同学分享……出现这些观念就有这种背景条件。张扬个性,长期以来认为自然成理,不同声音难以发出。只是经过实践才认识陶行知的集体教育经验:“深信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 《陶行知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8页]“集体精神应熔化在每个人的血液里”[ 《陶行知全集》第4卷,成都,财商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62页]的价值,集体教育观才逐渐回到学校和社会。

四、创造性。陶行知认为,第一流的教育家应当“创生新知,开辟新域”。一种思想理论全力以合适的方法去解决新课题就是创造性。

创造是陶行知的一大鲜明特性,“创我者生,仿我者死”。中央提出双创,强调创造的普遍性;指出教师从事的是创造性事业。陶行知主张教育家办学,所谓第一流教育家,必须具足创造精神,必须具足开辟精神。陶行知这样讲:“处处是创造之地,时时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主张“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 《陶行知全集》第4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页],创造出为自己喜欢的理论和技术。在研究方法方面,他反对依赖天工、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偶尔尝试。陶行知自己就是这样实行的。强调创造,使陶行知把“与时代俱进”看为教育的基本法则,要求做“永久的现代人”,实行“川流不息的现代化”。所以,生活教育是极其“三个面向”的创造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陶行知亲自开办并任校长的晓庄师范和育才学校,被孟禄和卡特夫人赞为世界奇迹。他们在陶行知去美国宣传抗战时给予有力支持,说明所称的奇迹不是应酬之语。陶行知与朱经农合写的平民教育《千字文》,极富学习之便,记忆之便,运用之便,收到很好效果。他让孩子教奶奶识字,一整套方法立收奇效。一个小创造,收获大惊喜,令人叹为观止。办育才时遭遇物价飞涨,师生至于一日两餐稀饭,教师工资无着。陶行知除变卖自己的衣物应急外,一套垦荒、义演、募捐和做生意的办法,使工资照发,学生不至于受饥。陶行知搭修缮南京中山陵的便车,建议政府配套兴建学校。于是,在陵墓周围为市民村民建成七所学校,把纪念、教育、文化组合一起。陶行知在生活工作学习上的创造,使其经历实绩中奇招、妙招迭出,蔚为壮观。

陶行知不仅自己在办学和教育教学的大事小事中屡出新招,对别人的创造也极其留心,热情推广。平民教育是晏阳初开创的,陶行知听说后,立即去考察。认为很好,旋即向朱其慧等举荐。不仅推其事,还成立全国性的平民教育会,任主任干事,助力这一创造走向大半个中国和世界。

陶行知的创造精神和实干工夫贯穿在他的全部活动中,《创造宣言》和《创造的儿童教育》更是呼吁创造的奇文弘文。“教学做合一”“小先生制”“艺友制”“工学团”是他在教育方法技术方面的首创。现在,全国学校里,运用小先生制所取得的实效,更加突出的反映着创造思想精神是教育的命脉。

陶行知不仅自己从实践中屡创新理,屡制新法,同时善于发现肯定他人的创造和成功。结合自己和众人的创造,才使生活教育至宏至伟。

在当下教师群体中出现的职业倦怠被认为已经非常严重。这些问题与流行的管理主义、事事标准化有无关系,应该注意探讨。前些日子,中央大报出现这样的大标题,“黄大年用钱买不来。”这个标题振聋发聩,理应推及广大教师。认为教师的职业倦怠就只是来自待遇不济,这种认识十分片面。学生愿望教师“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的心”,是真正的心语,看不见这层价值观,徒将教师看成食利者,恼人、荒唐。希望管理者尊重教师人格,提供足够的工作条件,保证稳定供给,充分发挥其学习心、创造性。

五、自动性。即是“自强不息,生生不已”。一种思想理论主动顺应时需,“知行合一”就是自动性。自动性也即主动性、自觉性和自为心。

陶行知一生贯穿着这样的理念:“知其要,有其才,百折不回”。他从不退缩,面对千难万险,甚至杀身之祸,也勇往直前。之所以这样,他理解所从事事业的意义,因此,拥有强烈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自动。陶行知把这种思想融汇在教育当中,他信任学生,重视人自身的能动作用,凡是掌握了晓庄精神的学生和同事,他就让他们自主办学,创新不同办学模态,使践行者和传播者不计其数。为了发挥小孩子的自动性,陶行知提出了“四个进步”目标以及“六大解放”的原则,让被压抑、被管束的孩子焕发精神,释放才智,投入生活创造。陶行知有诗句为“小孩自动教小孩”,其前身是“大孩自动教小孩”,在接受小孩子意见改过的。由此可见他对小孩子自动的看重。小孩在老师空缺条件下,互帮互教,不辍学业,在农村比较常见。有这种精神的村小,生机一定很旺盛。

诱因、动机和抱负水平等,表现为自动精神和活跃才智,这使晓庄师范等等能够联系当地情况,动员乡民为学助学,在困难中开拓前进。晓庄在20年间停停办办,仍然屹立成长,就有赖于这种发起和坚持的自动性。生活教育于是得到运用推广,乃至持续流播无垠。

偶然性里藏着必然性,不能警觉偶然性者,发现新意义的可能性稀微,好事近也不能闻,擦肩而过,倍感遗憾。陶行知的许多创造来自对偶然机遇的敏感。这是经验和学识使然,不然,哪来许多创造。盛赞“小孩自动教小孩”是因为小孩改陶诗;“小坟藏伟大”是在马克思墓前的感慨;小先生制是对创造的敏感;平民识字课本源于理解工友农友学习的不易。对于这些现象,陶行知感受到了,而且立刻抓到手上,提炼出一种观点,甚至演绎出一种或者一系列行动。陶行知的自动性在其学生和同事身上表现得十分普遍,形成为晓庄和育才、社大、中业的品格,因此,陶行知思想才能够在媒体不发达的时间里得到迅速而广阔的传播。

“为什么调查而发现不出问题,了解不到实情?”以调查研究为看家宝而发出这样的疑问?现象严重。问题出在调查者的情感、方法、技能、艺术方面,它们是影响的关键,就中情感最重要。没有对民需、工作和事务的热情,哪来敏感。受这个问题的启示,在师资培训战线上,有人提出类似的疑问。为什么许多无效培训、过度培训和干扰培训没有人理会,巡视了也不去思考改进。如此培训,恐怕也是教师职业倦怠感的原因。在这些关系“百年大计,教师为本”的问题上麻木,可能已经超出自动性的范围,应该提到责任心的高度了。

六、实验性。科学技术的基本法则是实验。一种思想理论按照“设预想,复验证”的技术路线去生成实做就具备了实验性。

陶行知主张以试验主义或者实验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办教育。这其实就是现代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具备着科学人文的方法论和方法学的品质。晓庄师范的实验是一种开天辟地的创造,是一种新教育范式。按照波普、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观点,面对新课题,集聚了新资料,使用新方法去进行研究,其工作和结果就可以称为新范式。晓庄师范面对的是乡村、乡民的生计和教育,与此前的学校和私塾分属不同类型。这种实体的运行模式可以归结为乡村教育,办学方法方式也有显著独特处。教法学法为“教学做合一”,自立立人,自助助人,即知即传,即传即联,大异其趣。陶行知在晓庄办学,方案和实施,经常有变,原来的方案行不通,即时改变又试。他归纳的8W,就是实验方法。有的时候配置等组,有的时候是随机比照分析。在小学中办师范,实行校长村长合一,以生活为教育素材,“教学做合一”,小先生制,到乡村“访朋友”,利用“中心茶园”进行文化普及,建立乡民自治等已经显露出成功和成效时,他就让学生和同事去办湘湖师范、黄麓师范、泰国华侨学校和其他学校,并嘱托去者,注意联系实际,进行创造。以实验建立模式,使模式发展出不同模态,让不同模态去体现各自的成长并为不同的乡村和老百姓服务。在实验基础上,生活教育益发扎实鲜活和洋洋大观,算得上世界教育实验科学的巅峰。

把师范办在学校里面,在学校当中,体现“教学做合一”的精神,能够培养真正合用的教师;办教育从思想精神到管理规制,再到教育教学内容方法无一不需要创新应变,创新无一不需要实验验证的付出。即便不采用实验室方法而取社会实验,也是引实验于教育,非常必须。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就是实验基地,同样开展教育实验。创造是实验的前提,实验是创造的过程,创造又是实验的结果。大家知道列宁有一句名言:“任何好方法都应该经过实验才能推广。”陶行知赞同使用考试以检查学生情况,但反对伪考试,主张具有实验性质的考成。现在,于高考改革中,这个方法能否投入实验研究以采用?

陶行知教育理论与邓小平教育理论息息相通,都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性。陶行知的事业经常遭遇不测,中断停摆的事时而发生,因此,看陶行知的实验,需要拼接才能够显出持续和完整,十分遗憾。但陶行知的态度很明确,他发表了《教育与科学方法》《试验主义与新教育》,力主实验而且稍有机会实验不疲。

在当下的教育界,实验遇到困难。家长不愿意孩子被实验。这种现象不爽,且原因不简单,应该解决。如果,研究单位与学校和家长之间建立了高度的信任感,问题可能容易摆平。有些事情则更加复杂。省委书记同意开展张景中院士的面积法解平面几何问题实验。这项工作在一所重点学校严格实验并且完成了。师生都觉得好,另有院士也十分赞成,时间过了20余年,不仅未能推行,重复实验也可能没有进行。在新时代要求新作为条件下,教育实验是不是可以看成新担当被重视,应予期待。

七、整体性。整体性也称体系性,一种思想理论覆盖其对象的全部基本问题且能够自洽就具备了整体性。

陶行知声明,自己没有追求体系性,因为太忙,这件事寄望于后来者。以体系性看陶行知的思想理论,现代学者张人杰等引述孔棣华等人的研究指出:“生活教育学说不是零散的、个别的实际经验,而是一个由生活教育的目的、原理、原则和基本途径构成的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 张人杰、王卫东主编《20世纪教育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77页]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家的教育理论中,唯一具备完整性的只有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弥足珍贵。陶行知聪慧、勤奋、好学、交友、善思、不畏难,能够集大成和发挥创造力,使学问成就清气大气。其他教育家往往只涉及一个方面,一种形态,一项内容或者一组人群。现代学者陆建非等认为,中国100年,在教育学方面没有人能与陶行知比肩。

陶行知设计中国教育的改进,以深入和宏大的调查立论。他申请到美国学教育,所提出的论文是调查报告。回国后,为了增强设计改进方案的说服力,实际推进改革,又联系学界和政界同仁朋友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专门敦请教育调查家孟禄到中国主持一年多的调查。同时,陶行知1931年发表长篇调研论文《中华民族之出路和中国教育之出路》,论述少生等是乡村脱贫的出路。陶行知关于幼儿教育的看法就充分照顾到乡村妇女的状况,进而贡献出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的课程大纲,提出办“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园。关于幼稚园的三个定语,陶行知立足实际给与精深说明。陶行知关于“生利主义”职业教育的功能和意义,有极其精当的描述,即“国无游民,民无非才,群需可济,个性可舒。”[ 方明编《陶行知教育名篇》,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261页]精辟至极,振聋发聩。这些调查论文形成为陶行知思想的丰厚基础,使整体性得到结实保证。

生活教育不仅具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而且包含了理性感性同时存在的完整性,这是极具特性的学术架构。陶行知以深厚理论功底和全球视野为条件,经验覆盖所有教育领域。他既任若干全国性教育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师范大学的学术领袖和行政负责人,曾担任师范学校、中小学、幼儿园和业余学校的校长,亲自与学生孩子们谈心交友,解答解决他们的问题,引导他们改进,伴着他们进步。陶行知对于教育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事情都亲历亲为,直接经验极其具体,且存在鉴别和参照线索。于是人们能够见证,陶行知对思想理论的运用达到了惊人的熟悉程度。甘地向他索要的中国平民教育的方案,陶行知很快就交出了2万余字的详述。甘地认为,中国的平民教育很适合印度。

我们必须学习陶行知的这种学术风格、习惯和效率,爱护这一属于中国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并且弘扬光大,为振兴中华服务。

不以充沛的时间研读陶行知的全部著作,就无法形成关于这一体系的印象和概念,但是,一些学者或者工作者,动辄指陶行知缺乏中间概念。这种评论看似非常的学术了。不过,他们显然没有通读过有关著作。比如,“教学做合一”就常常被指没有中间概念。显而易见,这些说法不实。在《“教学做合一”的总解释》那篇论文里,没有上中下概念及其关联吗?没有原理和操作性说明以及没有条件分析吗?再看《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提供了多角度的比较?几个课程目标和公案是不是把行为的依据和落实办法作了既有思路,又有行事关照的阐述?等等。陶行知写就的文字,与我们现在的学者所写不一样。我们发表,要根据“核心期刊”的规定,有格式把式(在大数据时代,强调这种规定,像是杞人忧天地担心检索困难);交给行政只需要注意规范和习惯;普及文章没有人写。陶行知的文章对象下及百姓、学生、同事;横接学界、贤达士绅;上呈当时政府;许多都要见刊发表。如此推断,多维的整体性是必然的,还要在表述上有全方位的响应度。所以,这种整体性程度处在高端。

八、接地气。这种特性指来自生活,应时应境。一种思想理论的生活化品质强烈,接地气是当然。不仅思想内容源于生活,接地气;而且语言文字表述也要通俗易懂,容易在大众中传播。

陶行知用这种标准看待写作,他对年轻作者说,卖稿子(投稿)要先把稿子读给老妈子听。她们听得懂,这稿子就可以投了。在一首1935年11月16日写的诗中能知晓其原意:“问老妈子:文章好不好/要问老妈子/老妈高兴听/可以买稿子/老妈听不懂/就算是废纸/废纸哪个要/送给书呆子”。这就标明文章应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接地气,即内容易懂和听得明白。

日本著名陶研学者斋藤秋男称陶行知为“大众教育家”,赞同诗人萧三称陶行知为“大众诗人”[ 斋藤秋男著、杨畅译、肖坤华校《陶行知评传》,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第10页]。陶行知的诗作除少数古体外,非常白话和口语化,融内容大旨于大众喜爱的诗趣诗意中,特别上口受欢迎。比如,《一分钟歌谣讲演》是这样写的:“(一)做工:不做工/要吃饭/什么人/王八蛋。(二)读书:要吃饭/不读书/什么人/老母猪。(三)教人:读了书/不教人/什么人/木头人。(四)反帝:教死书/不反帝/什么人/狗放屁。”56个字,容纳那么多内容;讲给民众听,透彻、易懂、易记、快意。

陶行知在美国讲演抗日,为国内抗战募捐。那个时候,那里正流行孤立主义,组织讲演面临的困难和阻力可以想见。陶行知是怎样打开局面的?得力于在美国留学接地气的学习生活,包括所做的过细而系统的观察。利用所见所得,陶行知密集对美国中下层人士和民众讲演。他的讲演有力、生动、流畅、通达、说道理浅近贴心,揭露美国军火商助纣为虐,令人深以为然。陶行知问听众:“日本打中国的钱从哪里来?一天就要一千多万,从哪里来?很简单,日本卖货赚了钱,那就买军火杀中国人。如各国不买日本货,则日本不能买军火,也就不能打仗,便要回老家去了。”在陶行知的呼吁下,许多美国人自发抵制日货。据估算,自发生抵制日货开始,日货在美国的销售量减少35%。

1919年陶行知讲课、宣传、写文章的立场是杜威学说。陶行知是这样对师范学生讲实行“学校即社会”的:“学校是小的社会,社会是大的学校。所以要使学校成为一个小共和国,须把社会上的一切事,拣选它主要的,一件一件的举行起来。不要使学生在校内是一个人,在校外又是一个人。要使他造成共和国民的根基,须在此练习。对于身体方面,道德方面,政治方面,凡国民不可不晓得的,都要使他晓得,那学校便成为具体而微的社会了。”[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15页]1927年以后陶行知把观念颠倒过来。但是,他的风格都是接地气的。此后,内容和形式都彻底大众化了。《古庙敲钟录》是1932年写的。这是陶行知系统讲述生活教育的小说,也是文字最多的著作。他用摆故事的方式讲理论,其大众化的风格和用心可见一斑。

陶行知担任过许多社会组织的骨干,发起推动了一系列如小先生制和“教学做合一”实验,自己和指导学生开办学校,出席国际教育大会,历遍26国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号召援助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无不取得显著和重大实效。晓庄学校和育才学校被当时的中外教育家誉为“奇迹,必将开启教育革命。”现在,遍布中国大陆的以陶行知命名的学校,几乎都是当地的优质学校和名校。事实明证,生活教育是最先进、最具有可操作性和适用性,最能够孕育和创造卓越教育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其力量来源之一就是接地气。

“列宁研究马克思著作的另一方法,即他把马克思学说通俗化。”[ 卫嘉译《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100页]

许多基础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称当前的教育理论已经形成“概念丛林”,不好读不便用。有人的解释是:他们写文章,只是评职称用,写得通俗表示不出水平。至于于事有无补还是于事无补,与作者无关。谁让你去买来读?最后,说话的人慎重其事申明,已经到又一次整顿学风的时刻了。

中国当今的教育必须从陶行知再出发才能获致真正改革。依然懵懵懂懂地在来自西方的教育概念里在无脑徘徊,必然误人子弟,耽误民族振兴。陶行知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博大精深,是教育思想的富矿,够得学界不断开发,实践界不断推行反思。